东西问｜满珂：为何说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

　　中新社北京2月2日电 题：为何说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是东西地区‘染’在一起的”？

　　——专访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满珂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

　　中国西北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融现象俯拾皆是。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满珂在近年的问满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各族民众不约而同提到“各民族是何说‘染’(西北汉语方言，意为深度联系在一起，中国族染不可分离)在一起的西北”。

　　为何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在衣食住行、民族节日、各民礼仪、东西地区信仰、问满语言等方面存在诸多文化交融现象？何说西北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族染形成和发展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时代变迁又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创造了哪些新条件？满珂日前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各民族在衣食住行、西北节日、民族礼仪、各民信仰、东西地区语言等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文化交融现象？什么原因促使这些现象产生？

　　满珂：近年来，我陆续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典型的民族杂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藏族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等，当地各民族文化交融与共生现象突出，并在日常生活中有诸多呈现。

　　以饮食为例，甘肃省临潭县的回、汉族民众都十分接受源自藏族的饮食，如糌粑、牦牛肉、曲拉、酥油、蕨麻米饭等。回族民众也借用一些汉式食物，如月饼、汤圆、粽子等。

　　除自然环境条件、经济互补合作等影响因素外，民族之间广泛而较为深入的文化交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良性民族关系的标志和交往交流的结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的互涉、采借、交融，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经年历久的互动与持续影响，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民族关系相对和谐、包容基础上。二是彼此认同，都愿意或至少不介意在不违反本体文化基本原则前提下吸收、接纳对方的文化要素。

2025年8月2日，第二十三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当周草原开幕。图为马队表演。 中新社记者 九美旦增 摄

　　中新社记者：为何田野调查地各族民众不约而同地提到“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

　　满珂：这是当地各族民众对于族际关系的概括和表达，意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从文化角度看，各民族文化都是复合型的，如前所述，经由频繁和良性互动交往，各民族都借用、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就血缘而言，长时段观之，普遍存在的通婚现象，使各民族血脉相连，骨肉情深。此外，彼此交融的生活，进一步把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不仅涉及饮食、服饰等物质文化领域，也包括价值观念、礼俗等非物质文化范围；既与人们的世俗生活有关，也涉及精神世界。“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这句话非常到位地概括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状况。

2026年1月10日，少年在位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锡伯古城内骑行，旁边是各民族载歌载舞的插画。 中新社发 毛建军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西北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

　　满珂：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如同人体关节的肯綮和黏合剂一样，将具有自我认同的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社会结构要素包括了从微观到宏观各层次。如在某一局部微观/宏观情境中所发生的，有时会在另一微观/宏观情境中继续下去，这些链条的累积会构成一个可识别的模式，我们称之为‘国家’或‘组织’。”具体时间、空间内民族间的良好互动与文化交融，在大时段、大范围内逐渐累积，最终会形成“国家或组织”，运用此理论，将“国家或组织”换为“中华民族”也同样成立。所以，各民族的密切互动、深度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而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共享又会进一步推动其交流交融。

　　中新社记者：在田野调查中，您还有哪些发现佐证着“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上的混杂、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使得中华民族浑然一体”？时代变迁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创造了哪些新条件？

　　满珂：顾劼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曾举例，“商周时期的主要乐器是钟、磬、琴、瑟等，但后来它们只能在大型的祭祀仪式中才可以见到，民间流行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很明显是从胡人和羌人中借用的；现在的椅子，原称胡床，是从匈奴传入的，炕则是辽金人带来的；古代汉人上衣下裳，无论男女都穿裙子，如今的裤子则是胡服的一种……”，所以“汉人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我非常认同顾先生的观点，他十分精准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形成特点，深刻揭示其“百川归海、凝为一体”的历史过程。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同样的例子非常多。如在甘肃省临潭县，当地回族和汉族女性多戴类似的“高高帽”；回族和汉族使用的汉语方言中夹杂着不少藏语词汇，如“撒玛萨”(吃饭)、“嘉同”(喝茶)、“辖包”(朋友)等。建筑风格也兼有回、汉、藏文化要素，汉族也有人家挂风马旗、竖玛尼杆等，有的还在家门上绘着藏传佛教的“南久旺丹”(“十相自在图”)。藏族家庭锅灶旁边也有灶神画像，有些也贴春联和福字。

　　现代生活的发展和时代变迁，给各民族成员提供了更多交往交流机会，交融也顺理成章。以人口流动性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性大幅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约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近70%。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为26.90%，并呈现由传统聚居区向非聚居区扩散趋势，如此便大大增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概率和范围，为更广泛的交融创造了新的必要前提。(完)

　　受访者简介：

满珂。受访者供图

　　满珂，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曾赴牛津大学访学。民族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负责人，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研究，已发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发展探析——以西北地区为例》《民族文化交融与民族关系研究——以甘肃省临潭县为例》等学术论文、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传承·发展》等著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民族走廊上的文化交融与族群关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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